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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若天在文章中写道,“先生”作为现代中国称谓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日常社会交际中起到重要作用。颇为吊诡的是,对于这一使用频率如此高的概念,其确切内涵却存在巨大争议——一方面,大众将“先生”概念视作“男性”专有称谓,并认为此乃不言自明的“常识”;另一方面,在一些正式场合,“先生”成为部分杰出女性的称谓。由此常常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男性天然可称“先生”,而女性只有杰出者才有资格称“先生”,这岂不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例证?
文章称,“先生”概念最初的“首生”含义,主要指时间上的先后,而非性别层面的区隔。传统中国的语言实践中,“先生”概念并非男性独享的话语空间,它在性别层面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特别是在老师、医生、道士、占卜者、说书人等职业中,无论男女,皆可使用“先生”之称。至少在明清之际,“先生”概念“男女皆可用”的含义在社会上居于主流地位。
到了近代中国,由于“先生”概念的自身演变趋势和西学东渐的时代大变局,以上两种含义的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译和传播,给“先生”概念带来全新内涵,性别因素完整渗入“先生”概念谱系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性别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之下,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认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
文章认为星辉注册APP,晚清时期由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miser”与“先生”的互译联系,虽然1949年之后在我国内地一度消亡星辉注册APP,但在港澳台地区依旧盛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作为“mister”对译的“先生”概念再次从港澳台地区回流。随后,“先生”概念指涉范围日益膨胀,逐步瓦解“同志”“师傅”在男性称谓上的统摄地位,“成了对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称呼语”。“先生”席卷中国并隐然成为社会主流和共识,既是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社会对新称谓的诉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风催发的一粒词汇的芽粒”。而根植于传统的“男女皆可用”的“先生”概念则被迫居于支流。
在他看来,传统“先生”概念谱系中,“男女皆可用”占据主导地位。自19世纪中期西方汉学家强行将“mister”和“先生”建构起互译关系开始,“mister”作为一种特殊含义开始悄然“寄生”在“先生”概念的躯壳之中。最初它仅位于边缘位置,无法对“先生”概念的核心含义造成威胁。但在近现代社会,西方语言、文字、观念、文化等被渲染上了一层“天然的合法性”,“mister”藉此“合法性”的庇佑不断挤压其他含义的生存空间。久而久之,“男女皆可用”的含义逐步边缘化,“mister”及其背后的性别因素在不知不觉间从“寄生”转为“主宰”,一跃而成“先生”概念谱系中最核心的含义。
此外,“先生”还有两重含义也在不断发展与传播。其一,用“先生”称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等,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是1949年之后“先生”概念衍生含义的时代性延续;其二星辉注册APP,用“先生”称年长而有威望者,这与自先秦以来用“先生”尊称“学士年长者”相关。目前以上两种用法皆不强调性别因素,并且在政界、学界的部分特殊场合得到广泛使用。不过在现代“先生”概念谱系中,以上两重含义仅居于支流地位。
刊发上述文章的《妇女研究论丛》是妇女/性别研究领域的全国性学术期刊,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1992年创刊,1999年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该刊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构建,关注国内外妇女/性别研究前沿,及时反映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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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东西方哲学家大会创办85周年,也是东西方哲学家大会时隔8年再度举行。5月24日至31日,来自30多个国家的逾300位哲学领域专家学者,齐聚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在以“创伤与治愈”为主题的第12届东西方哲学家大会上,就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所经历的创伤,以及如何治愈分享理论洞见。
过去几年里,我主持了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以“天下”为主题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以超越国际关系的思维,探索世界文化中可以利用的资源,寻求一种新的、共享的全球秩序——以天下观天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它不仅超越了个人,还超越了单一的国家概念,是将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观照“天下”人民的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共同生活。在当今世界分裂、纷乱的背景下,学术界有责任去倡导这样的叙事,以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谐的世界。
中国的“家哲学”源远流长,从家庭到国家星辉注册APP,“家”的理念无处不在、生生不息。儒家伦理始于个人身份如何在人类叙事中出现,从根本上不同于基础个人主义的假设。儒家的政治观是家庭、国家和世界之间的同构,其中国家和世界是家庭的拟像。“家”作为一种价值观为中国文化从古至今提供了凝聚力,这种价值观的意义值得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文明反思、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家哲学”为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应更加重视和挖掘其意义和价值。
事实证明,当前的国际秩序在应对人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时已暴露出明显不足。那么,受儒家文化启发的国际秩序会是什么样呢?我认为,这个模型中不存在任何作为霸权凌驾于其他秩序之上的单一、享有特权、占主导地位的秩序,每个国家身份都源于其在世界有机体的生命机能中形成的独特关系模式,而这个生机勃勃的全球生态本身就是由这些独特的国家相互适应而产生的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秩序。
那年暑假,我在香港九龙的新亚书院读书,遇到了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之一、哲学名家唐君毅先生,这是改变我一生的经历。我非常投入地学习他的思想,这也构成了我和他关系的基石。我在香港遇到的另一位老师是劳思光先生,当时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年轻教授,我常去上他的课,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就像大家总是多年后,才能意识到最好的老师对自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唐君毅先生和劳思光先生对我来说就是如此重要的老师。他们都将中国哲学置于世界哲学的全景中看待,是世界性的哲学家。而我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始终坚持中国哲学是世界性的,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
首先,我决定将哲学作为自己的学术事业。但我不打算先学习西方哲学、然后再学习中国哲学,而是计划同时学习这两种哲学。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通过一种传统的视角来解读另一种传统的潜在风险。其次,我决定终生学习汉语,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为此,我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为期五年的哲学和亚洲研究双学位课程。
我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也经常前往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文化。我发现,在中国的书店、大学图书馆里,几乎可以找到所有西方杰出思想家著作的中文译本,而且翻译质量很高。可是,在美国等其他一些国家的书店、图书馆里,很少有中国思想家的著作,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也比较少。因此,我和美国一家出版社设立了一个项目——“翻译中国”,陆续翻译出版李泽厚等中国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我还翻译了《论语》《中庸》《道德经》《孝经》《孙子兵法》《淮南子》等中国典籍,从翻译经典入手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汉学家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家,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外籍首席专家、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翻译了《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中国经典,著有《“生生”的中国哲学》《先秦儒家哲学文献译解》《经典儒学核心概念》《儒家角色伦理学》等中英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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